唐仁健：

　　去年全社会的劳动力第一次出现绝对数减少，减了345万。这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我想这种情况下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农民的素质提高。我认为今后要确定一个重大的指导思想，即对农业要实施强有力的支持保护。这背后就意味着我们要增加巨额的补贴。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一定要把它用足用够。现在给农民的四项补贴到底算“黄箱”还是“绿箱”？今后如果再要增加农民的补贴的话，建议和希望多往“绿箱”的补贴方面增加。

　　尹成杰：

　　要通过深化农村社会改革，创新和完善农民增收的外部机制，增强农民增收的外部动力。一是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在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的同时，重点要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倾斜，加大粮食大县、种粮农民的扶持力度。二是改革和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形成公平合理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以制度和机制解决价格问题。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减少政府和人为过度干预，防止对农产品价格控高不控低，防止“九连增”后的价格走低、丰收伤农。三是尽快建立健全农业资源保护和补偿机制。随着耕地日趋紧张和稀缺，要把农业资源保护作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考虑。积极探索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管护及合理利用基本农田给予补贴。四是改革和完善农产品的流通体系。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并未同步提高。要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有效解决市场和生产环节对接难问题，防止农产品季节性、区域性过剩，保障农民增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五是大力拓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领域和空间。我国农业进入高投入、高成本、高风险发展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适当提高部分险种的保费补贴比例，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利益给予有力有效的保护。

　　黄守宏：

　　现在农民的概念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农民，主要是指农业生产者。随着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分工分业，农民出现了分化和分层，就业日趋多元化，收入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收入水平最低的是主产区务农种粮的农民。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种养业。这些年，由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不高，在农民收入中的占比快速下降，影响了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我们讲促进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是促进务农种粮的农民增收，这不仅关系“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也直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促进务农种粮农民增收，要采取综合措施，营造有利的环境条件。其中关键是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运用好价格手段。从我国农产品供求长期紧缺、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涨的态势出发，今后农产品价格应逐年提高、并快于成本上升的幅度。只有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才能让农业生产者获得合理利润，才能推动资源要素向农业配置，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对城乡低收入群众给予补助，确保其生活不受大的影响。为此，从宏观调控部门来说，应运用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产品临时收储、储备吞吐、进出口调剂等手段，引导和调节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从社会公众来说，应提高对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容忍度；从新闻媒体来说，要及时、准确地报道农产品价格的涨跌，既要反映消费者的呼声，更要反映生产者的呼声，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导致放大效应；从统计部门来说，考虑到恩格尔系数已大幅降低的情况，应调低CPI统计中食品价格的权重，降低社会对农产品价格变动的敏感度。

　　韩俊：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有加重趋势。农民权益易被侵犯，根本原因是我国土地制度与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核心是在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方面仍存在重大制度缺失。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需要抓紧做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项工作：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确权登记，在确权的基础上，为农民颁发具有更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真正给农民吃下长效“定心丸”。二是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等各项政策。明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期限，并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设置风险防范机制。三是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实行对失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公平补偿，鼓励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集体采取留用地、物业置换、提高补偿标准等办法，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车迎新：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才能让农村真正活起来，农村经济活起来，农民富起来。

　　首先，让财政的资金和银行的资金捆在一起，发挥更大的能量。在对农村的支持过程中，有金融的支持，也有财政的支持。特别是对一些贫困落后的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很大。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将财政的资金和金融的资金、银行的资金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财政的资金是无偿的，银行的资金是有偿的。无偿的资金通过对金融的支持，比如说减少银行对农民的贷款利息，或者对一些特殊的项目财政给予贴息。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银行担心的风险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减轻农民贷款利息的负担。

　　第二，减少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负担，现在金融的税收在地方的税收中占有较大比重，其中营业税、所得税占的比重都很大。减少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的税收负担，让金融机构将这部分税收资金用于支持银行扶植农村的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出台倾向农村金融的利率政策。由于银行的利率政策主要体现在对风险的防范上。目前向农民发放的贷款，利率还是相对较高。在利率的限制上，中央银行应该出台更多的利率政策，有利于农村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在金融监管方面，存款的准备金率是对银行限制贷款的一个重要手段。能不能减少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用这一部分支持农业发展。

　　这是我在支持金融改革方面的建议，希望对搞活农村经济、加强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有所裨益。此外，要对农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我们农业银行最近几年实施了金穗惠农村工程。这个工程计划要让农村金融在服务手段和工具方面逐步达到城市水平。

　　柯炳生：

　　我从科技的角度说一下农民增收的问题，第一，农业科技很重要。第二，农业科技创新很重要。第三，农业科技推广很重要。

　　第一，农业科技很重要。政策的因素、市场的因素都很重要，但作用都属于短期。而科技的意义是长期的。世界农业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的发展史。科技作用，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更多更好的产出，也就是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没有科技的创新和进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农民增收也就缺少了一个最基础的源泉。

　　第二，农业科技创新很重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要想促进农业的发展，我们自己的科技原始创新非常重要，这就是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生物科技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以抗旱的应用为例，同样的品种，有抗旱基因的玉米，三十天不浇水，之后浇水了，它能够缓过来。要想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虽然国家近年来已大大增加了农业科研的投入，但是农业科技的投入强度，仍然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有很大的差距，也远远低于我国现在的整体科技投入强度。

　　第三，农业科技推广很重要。再好的技术如果不能为农民所掌握和应用，还是不能转变为生产力。传统的农业推广比较简单：有一个新品种推广一下，有一个新技术推广一下。现在的要求越来越细致化，农民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有一家一户的农民，有合作社，还有一些涉农的企业，要求都很不同。农业科技推广，需要社会的合力。要加强三个方面的推广力量：第一，政府的推广系统。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非常重要。原来是百万大军，现在有五六十万。建议重点加强和完善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强化县级技术推广中心，有利于集中人力资源和条件建设。县级中心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上连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下接专业农户、示范农户、协会组织、涉农企业等。而且在县域范围内，种植、养殖的主要品种差不多，技术上也有一个共同性。第二，农业院校和农科院所。农科院所做的应用性研究更多一些，更有利于进行科技推广工作。农业院校的工作是把育人、科研和社会服务结合起来，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往往是与育人，与科研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广西有一个规模达到一万亩的香蕉种植企业，采用全现代化的进口灌溉设备和进口肥料，成本很高。中国农业大学培养的专业硕士，在那里建立了科技小院，在我们的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和帮助下，采用国内肥料，改善施肥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样的例子很多。第三，涉农企业。在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服务和收购农产品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涉农企业对农民的技术推广服务，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了。我国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现代涉农企业不断发展，其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

　　张红宇：

　　要顺应外部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多年，农民收入的构成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的适应外部形势变化是指：第一，怎么样顺应高成本带来高价农业的发展背景。农产品价格高，对农民增收有很大好处。对低收入消费者来讲，可以通过补贴减少他们在农产品购买方面的压力。对于生产者来讲，适度的农产品价格对他们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要通过稳定的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要顺应低成本工业化结束的环境。这就意味着工农之间的交换关系要发生实质性变化。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特别是农业的要素资源在交换过程中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我以为这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非常有用。第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