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阿里、京东、百度等电商巨擘纷纷下乡，广袤而静寂的农村市场成了一片电商投资的热土。
农村电商既是拥有广阔前景的“蓝海”，又是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成功的商业模式至今仍然雾里看花，但这没有影响到各家电商的热情。村淘、淘实惠、嘉言、赶街……一大批企业摩拳擦掌、雄心勃勃。因为毕竟打开了农村市场，就等于分到了万亿蛋糕。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浙江省遂昌县作为首个登陆淘宝的山区县，虽然成败得失众说纷纭，但凭着电商江湖中的特殊地位，再度成为电商必争的“高地”。
嘉言民生：“羊毛出在牛身上”
遂昌是个典型山区县，村庄分布极为分散。2011年，根据省里要求，在203个行政村全部建成便民服务中心，日常运行由村两委班子轮流负责。
可刚开始运行，问题便接踵而至。由于各个中心只能提供行政审批服务，内容单一，坐班报酬极低，许多干部玩起了“捉迷藏”，上级检查时开下门，人一走，立马关门。整个县的便民中心几乎形同虚设。
曾几何时，邮政、电信、金融等服务商，为了拓展农村业务，纷纷在农村设点，但因体量过小，成本过高，最终无疾而终。
在2012年初的一场座谈会上，在外地经商多年的叶伟军作为在外商会代表列席，他提出“回乡办商业综合体”的想法。县委书记杜兴林听后饶有兴致，立马建议：何不利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既解决公共服务下乡难的问题，又能有效对接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关键就看你能否找到一种盈利模式。
散会后，叶伟军又和杜兴林几度交流，最终商定，走“政企社合作”的路子。并组建成立了名为“嘉言民生”的企业，确立了先服务，后业务的经营步骤。
叶伟军总结出一套“羊毛出在牛身上”的利益置换模式。简单说，就是“不靠政府给钱，不向农民收钱，不增企业负担”，让相关各方在这一模式中都得到利益。
通过这一模式，政府以低廉的成本获得服务，有效地解决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政府购买服务，并非放手不管。遂昌设立了严格的运营机构和服务事项入驻的准入机制，同时联合20多个职能部门，设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指导团，强化对“嘉言民生”的业务指导和联合监管力度，目的就是管控因企业运作带来的风险。
从2012年的四个试点村开始，如今遂昌已有150个行政村采取这一共建模式。记者走访发现，在每个便民服务中心，可提供138项行政服务事项、52项商业服务以及诸多的公益服务。
2014年底，“嘉言民生”这一模式被北京东方财星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看中，获首期1000万投资，在股权改造后，东方财星以占60%股份控股。根据计划，“东方财星”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50亿元，将“政企社共建模式”全国复制推广至500个县。
赶街：“草船借箭”推双向流动
与“嘉言民生”从农村公共服务实施突破不同，“赶街”则直指电子商务。这与其创始人潘东明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
在“嘉言民生”和“赶街”破土之前，遂昌曾因首个登陆淘宝“特色中国”而名声大振，负责管理运营“遂昌馆”的是2010年该县成立的网店协会，潘东明正是这一协会首任掌门。
开始时网店协会主要做电商培训，但运行一年后，潘东明发现，培训固然重要，可县里大多电商的运营水平仍处初级阶段，制约其发展的最大瓶颈是采购、仓储、物流等供应链环节。
显然，纯公益的协会无法解决这一共性的市场问题。2011年，潘东明成立遂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协会 公司”的方式组建地方性农产品公共服务平台，由协会承担平台的公共服务项目，公司则承担旗下的增值服务项目。在此平台，网商可享受从产品开发到物流的整条供应链服务。
实践中潘东明发现，手头渐宽的村民对生产生活的服务项目及消费需求日益旺盛，但由于农村交通、信息落后、物流不达以及市场流通环节过多，导致商品单一、价格高、且质量参差不齐。如能打通这些梗阻，农村万亿级的潜在市场将唾手可得。
2013年3月，潘东明成立第二家公司——浙江赶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农村的电子商务代购、农产品售卖和基层品质监督执行等功能。
潘东明对“赶街”的目标定位很清楚，力争成为国内最大的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在线上，他组建了两个平台，一个是赶街网，这是专注农村市场的折扣特卖电商平台，解决农需品下行问题；另一个为“屯亲APP”，这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农产品交易平台，解决农产品上行问题。
潘东明介绍，“赶街”不仅是一个产品物流体系，更是一个信息的村村通渠道，它充分整合农业信息资源，为政府提供优质、高效的“三农”信息。据称，“赶街”目前已在遂昌全县建成209个服务站，并通过模式输出，在浙江建成网点1700多个。根据计划，今年，“赶街”将在全国建成2万个网点。
农村信息化：任重道远待探索“三农”界存有共识：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标志，必将主导未来一个时期的农业发展方向，是提高农村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但农村信息化一直“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时，各地都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共同挑战：这就是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由此，许多人开始呼吁由企业进行市场化运营。
事实上，随着电商大举进入遂昌农村，人们也看到了破解困局的曙光。电商化完全有可能成为解决农村信息化难题十分有效的抓手。
浙江大学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副主任余玲兵认为，如同众多电商一样，“嘉言民生”和“赶街”目前也仍处于“跑马圈地”的阶段，即用资本投资去换取客户流量，最终的博弈在于服务主体的密度、内容、标准和质量。无论是与“嘉言民生”共生共长的“国宏商城”的未来布局，还是“赶街”所设计的农村电子商务的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其所看重的都是：农需品的下行，以及农产品的上行。但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大多数电商企业，在农村市场攻城略地，还只是把农村作为工业品下乡的腹地，而在农产品进城上，则并无良策。究其原因，规模化、标准化、冷链物流等是最大拦路虎。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农村电商的核心价值之一，是通过顾客数据和市场分析，去持续改造产品农业生产，对此他们呼吁，政府在制订电商游戏规则的同时，更需要用“互联网 ”的理念，去同步实施包括农业生产、监管理念、营销方式等的变革，如果这些不跟上，那么所谓的农村电商化终将止于表面。
值得欣喜的是，遂昌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去年以来，已通过组建农业产业咨询团队、建设“12316”益农信息中心等方式，创新农技服务方式，以进一步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
在遂昌，“嘉言民生”和“赶街”作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尚属电商新秀，未来最大的挑战或是互联网平台化运营的经验问题，两者正在博弈中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农村电商的盈利模式至今尚是商业构想，或者说，整体仍处于混沌状态，但农村信息化的道路，通过他们探索，必将越来越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