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促财政体制改革 助推“省管县”

发布日期:2005-10-20    浏览次数:2

  中央提出,未来五年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专家称,财政体制改革将对行政构架产生积极影响。

  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未来五年要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收支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远景是,按照中央、省、市县三级,扁平化架构来安排财政分税分级的体制,并以此进一步带动中国行政架构的改变。

  我国目前推行的大致是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制度,而国际上一般则是三级财政制度。专家称,每增加一个层级会导致政策传递的失真和管理成本的大幅增加。

  据贾康介绍,对于财政整个体制框架,在1994年建立分税分级基本体制的基础之上,经过多年探索之后,为在省以下实质性落实分税分级财税体制,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两项改革实验,一项称为“乡财乡用县管”,第二就是“省管县”。

  “湖北已经把两个层面的改革同时进行,乡财县管比较早的时候在安徽等省推行,现在中央的税费改革的工作会议已经有明确的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进行这个试验。”贾康说,这个试验解决的问题,实际要把乡镇这一级的财政不再作为一级实体财政,而是作为县级预算管理里面所包含的一个预算单位,所以叫乡财乡用县管。它的逻辑就是,乡镇这一级不再作为财政的实体,也没必要继续维持作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行政层级,乡镇这一级的政府,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有可能改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变成办事处。

  “‘乡财县管’使基层政权在实体层级状态提升到县市这一级,如果以后这个路子走通了,基层政权在中国将变成与市县平级的层级,多年来困扰中国的基层政府职能定位、行政运行成本非常高的问题可望逐步得到解决。”贾康说。

  “省管县比较早的经验出自浙江,最近几年浙江的强势发展,县域经济的活跃越来越引人关注,也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浙江经验,其他不少地方也在试行省管县。”贾康说,这个层面的改革如果走通了,会进一步带动中国行政架构的改变,意味着省和市县之间不用再搭建地级市,从而实现政府层级扁平化的改进。

  本报记者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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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提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建议》原文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要推进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控机制建设,提高金融企业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专家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表示,尽管人民银行很久以前就开始研究金融业的综合经营,但十一五规划中是首次将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放入正式法规文件中。他表示,此前的提法大多是金融业“混业经营”,但用“混业经营”来指导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是不恰当的,很容易使中国金融的发展陷于一种盲目的简单的混业状态,而放弃追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业务之间的相互合作效应。因此,综合经营的提法比较适合目前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状况。

  之所以要试点“综合经营”,是由于国内外金融业发展趋势决定的。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从上个世纪大多就属于综合经营的形式。国际上存在许多大型的金融控股公司,涉及银行、基金、证券各个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控股公司也将成为我国综合经营的主导组织形式,而且现实中我国也已存在若干准金融控股公司。

  而从国内的金融业发展来看,很多创新业务允许各个机构都介入,互相形成了交叉。比如基金管理,以前证券公司可以管理,现在允许银行也从事基金管理的业务。随着中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逐步提升,中国金融机构将直接面临国际上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竞争,这些金融机构大多是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综合经营集团,同国内实行严格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相比,这些金融集团的竞争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进行适时的变革,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着拱手让人的危险。

  本报记者庄士冠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建议》原文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专家解读

  赵锡军分析,从1996年的经常项目可兑换到如今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推进金融自由化的重要一步。

  事实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汇率制度改革后,一直不断强调:中国将“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汇率制度改革,到资本市场各项基础设施制度建设,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五年内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呢?赵锡军认为,事在人为。如何把握资本市场开放的节奏的关键,他解释说,目前中国处于“转轨经济+发展中经济”的过渡阶段,新旧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共存,而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时间比较短,无论是市场参与者本身或是监管部门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再加上面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势竞争,驾驭整个资本市场的难度相当大,只能是个逐步摸索的过程。

  本报记者庄士冠

  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建议》原文

  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

  专家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博士范建军分析,目前一些问题金融机构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退出,托管使一些新公司“背”上旧债务,大部分债务基本是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解决的,这对央行压力很大。这种处理方式对央行形成非常大的压力:过多的再贷款相当于发行基础货币,意味者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对货币政策执行形成很大干扰;同时高企的财务成本也让央行难以为继。

  规范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国家埋单填窟窿的问题。

  本报记者庄士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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